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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法典》147条等规定，是否准予申请撤销的权力是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行使的，行政复议机关是否有此权限，我们从《民法典》中找不到依据，《修订草案》应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做法。[33] 参见姜明安：《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193页。

[8] 何海波、晏翀、严驰恒编著：《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1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美国法上把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性或限制性措施都称为行政制裁，便于从公民权利角度考虑对行政的控制，但混淆了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的界限。1983年，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的行为和具体的行为。这是一本合著的教材，但有前言和后记，专著的色彩较为浓重。赋予是设定法律上的能力、权利或法律地位的行政措施，其特征在使相对人享有从来所没有的法律上的能力、权利或法律地位，一般称为设权的或授益的行政措施

根据日本《行政诉讼事件法》第38条、第41条，所有类型的抗告诉讼和当事人诉讼的判决都具有拘束力。对该条司法解释的内容，在适用中应当从严解释。2018年和2019年的备审年报尽管都提及收容教育制度的合宪性审查建议，但均未公布具体的合宪性审查案例。

（二）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建议筛查机制的构建为巩固备案审查实践中直面违宪的成果，更进一步促进合宪性审查的发展，有必要在我国既有的备案审查逻辑框架内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合宪性审查建议筛查机制。[18]从方法论上来说，西方制度语境下的违宪审查概念一般是指有权审查机关在违宪推定的前提下对立法进行审查，进而追问其是否违宪。[22]这就要求在合宪性审查的话语逻辑中，体现对设定规范的行为赞同、鼓励的积极面向。该案对于推动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显性化发展具有如下意义。

[5]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1期，第124-129页。对此，梁鹰认为备案审查是合宪性审查的前置条件。

其二，该行为能够敦促审查主体在日常备案审查工作中直面违宪问题，客观上推动了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效力的普遍化，有利于促进宪法层面的法治统合。[57]在当前备案审查工作中，诸如对超生即辞退、收容教育制度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的审查都展现了对政策性问题的介入。不符合的措辞见于2019年的备审年报中的案例。在现行体制下，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被包含在一般性的合法性审查制度体系中，合法性审查制度具有吸纳甚至抵消合宪性审查的可能。

在实践中，备审年报作为正式文书虽产生了一定的实效，但如何促进备案审查效力的普遍化以实现宪法层面的法治统合，仍需进一步探索，以期为推动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29]参见俞海涛：《立法审查建议双轨制的确立与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3期，第151页。三、备案审查制度中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破冰2023年修正的《立法法》第110条和第112条增加了对审查对象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审查事项，表明规范层面对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的内容已作了扩张，这亦是对实践需求的准确回应。2020年的备审年报中的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案例，依据社会现实情况的变化得出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差异也应当随之取消的结论，但仅提及有合宪性审查建议认为这一差异性规定与宪法有关精神不一致。

由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对相关规范性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的制度，笔者称之为建议型审查制度。而这些具体宪法条款作为审查依据未出现在备审年报中，仅出现在审查研究意见中，从侧面反映出备审年报话语体系的独特性。

其次，应在审查处理中促进审查效力的普遍化。第二类指规范性文件在制定时即存在抵触或者违反宪法的情形。

另一方面，合宪性审查的审查主体倾向于采用较为柔和的处理方式，在监督中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秉持谦抑原则对制定机关加以尊重，使得处理结果能够为各方所接受，保障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合理预期。同样，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囿于撤销权的启动附带的政治责难，往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作出审查意见后、提请撤销议案前，就已按照相关意见积极调整规范，避免使自身陷于违宪评价的不利境地。这是典型的备案审查制度有错必纠原则的体现，在未作出违宪宣告的情况下秉持通过内部沟通解决问题的理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处理方式。[36]随着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入宪，八二宪法中基本权利的内涵发生了变迁，即转向强调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这一最基本的属性。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研究针对某一地方性法规的审查建议时，已经有意识地排查其他地方性法规的问题，通过多地调研了解立法执法的整体情况，并作出综合性的审查意见。不过，这一应对方式也导致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往往无法进入违宪宣告阶段，通常在判断系争规范违宪与否后，转向实质性的问题纠正，形成违宪判断中机关主体的集体回避，慎言违宪成为常态甚至走向极端，即不言违宪。

国务院主管部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教育条例，意味着将其交由直接监督机关处理。在纠错过程中，如果制定机关同意及时自行修改，那么审查机关不必再行使撤销权，但明确作出违宪判断依然具有必要性。

[20]因此要求履行合宪性审查职权的审查机关与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相互配合解决问题，共同达到确认规范性文件合宪、纠正规范性文件违宪的目的，以充分利用治理资源，在损耗最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该部门对有的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教育条例等法规提请合宪性审查建议，意在纠正地方人大的立法问题，关涉合宪性审查制度运行中人大与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塑造。

[26]对违宪问题的拔高审视，使得违宪被科以严重的政治责任，最终使其成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如现已失效的《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第19条规定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而2021年9月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条例》已修改为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

由于宪法变迁，那些一成不变的制度规范就有了从合宪到违宪的可能性。对于备案审查制度合宪性审查功能的实现而言，首先应通过建立规范化和多元化的违宪评价方案、淡化违宪的政治责任等方式为违宪认定解压。[28]因此，导致相关主体对违宪问题避而远之。（一）为违宪解压慎言违宪的逻辑仍旧存在，但绝非是不言违宪。

[36]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9、21页。在此类情形中，应规范宣告违宪认定的审查结论，可选择使用不符合不一致以及相抵触等表述，形成层级递进的违宪评价方式。

这对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的推进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据中国知网的学术论文统计，十九大以后以合宪性审查为篇名的成果数量约达此前的8倍，已超越违宪审查宪法监督宪法司法化等术语，呈现出学术研究中主流用语的嬗变。

[4]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郑磊：《备案审查工作报告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49-55页。此时需由有权机关作出违宪宣告，以形成一定的阻隔，发挥违宪认定的震慑、警醒、修正功能。

备案审查制度迈向了新阶段，尤其是2022年的备审年报中将加强对合宪性、涉宪性问题审查研究作为加强备案审查工作的重点方向，对备案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将备案审查工作中合宪性问题的审查作为一级标题单列，[42]使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的显性化实现了质的飞跃。实际上，备案审查的事后性能够契合宪法变迁所需要的时间要件，从而为宪法变迁视野下的合宪性审查提供制度上的发展空间。[49]参见《国务院有关部门首提合宪性审查，事关民族语言教学》，载观察者网2021年12月26日，https：//www.guancha.cn/WangKai-Wen2/2021_12_25_619810_1.shtml，2022年3月13日访问。由于国务院并无对地方性法规撤销、改变的权力，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拥有对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和撤销权，故国务院主管部门通过提起合宪性审查建议，可以确保地方性法规中存在的违宪问题得到终局性解决。

[44]在审查对象层面，备案审查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为合宪性审查积累了素材，不断为合宪性审查的发展筑牢前期基础，有利于推动合宪性审查迈向制度化、规范化。[2]参见栗战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9年第2期，第438页。

其次，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动，合宪性审查建议的提请主体出现了从公民到机关的延展。苗连营：《合宪性审查的制度雏形及其展开》，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6期，第1-14页。

实践中违宪宣告被制定机关的自行纠正所取代，在前期的内部协商中，审查对象的违宪违法问题已然得到纠正。该工作意义有二：一是明确我国合宪性审查的现状，发现其中的制度机理，规范并促进合宪性审查的实践。